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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至上，“克己奉公”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，为国利民，“兴天下人民之大利”（《墨子·经上》）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，是最大的“义”。
坚持这个原则，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，一切服从这一准则，乃是“仁人志士”的体现。
从多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。
孔子曰：“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孟子曰：“生，我所欲也；义，我所欲也。
两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。
范仲淹主张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：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。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（《岳阳楼记》）；杜甫咏叹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（《茅屋的秋风所破歌》）；林则徐铭志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……这些观点、主张，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、对社会、对群体的关系上，“义以为上”、“先义后利”。
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，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。
所谓“义然后取”、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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